丹麦经济学家研究发现，癌症确诊会让患者犯罪概率增加14%。由于经济压力剧增且对未来惩罚的畏惧感降低，不少原本守法的公民也会走上歧途。
很多人都看过美剧《》。在那部经典的剧集里，性格温和的高中化学老师 Walter White 在得知自己患上晚期后，为了给家人留下一笔钱，摇身一变成了大毒枭。这听起来像是好莱坞为了戏剧效果编出来的桥段，探索了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如何剥离道德约束。但最近的一项经济学研究却告诉我们，这种“绝命毒师效应”在现实世界中竟然真实存在。
在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中，研究者利用丹麦庞大的行政数据库，得出了一个惊人的量化结论：确诊会让一个人从事犯罪活动的概率增加约14%。这项研究分析了1980年至2018年间确诊的368,317名癌症患者，并将他们的行为与一组背景相似但健康的对照组进行了对比。
研究发现，在确诊后的第一年里，患者的犯罪率其实会有所下降。这很好理解，因为化疗和放疗是非常折磨人的物理过程。正如作者所言，当你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为生存而战时，你没精力去抢劫便利店或者在房车里制毒。然而，当最初的身体冲击逐渐消退，大约在确诊2年后，违法的可能性就会飙升并超过基准线。这种效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增强，甚至可能持续10年以上。
更令人深思的是，这并不仅仅是惯犯重操旧业。研究发现，癌症甚至会驱动那些档案洁白、一向守法的人首次触犯法律。确诊成了一个负面的转折点，彻底偏离了原本正常的人生轨道。
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？经济学家通过“理性犯罪者”理论给出了分析。这个理论由 Gary Becker 和 Isaac Ehrlich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推广，认为犯罪者不一定是坏人，而是会衡量收益、被捕概率和惩罚严厉程度的理性行动者。
严重的健康打击改变了平衡天平的所有变量。首先是经济动机。癌症会摧毁一个人的劳动力，导致收入、就业机会和工作时长锐减。当合法收入来源断绝，非法收入就变得极具吸引力。研究人员发现，那些缺乏房产抵押或配偶收入等财务缓冲的人，犯罪冲动最为强烈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项研究的背景是在拥有全民免费医疗的丹麦。如果是医疗成本高昂的美国，情况可能会更惨烈。在美国，42%的患者会在确诊2年后耗尽全部家产，即使有私人保险，每月的自付费用也常达600美元。这种经济上的走投无路，极大地推高了犯罪风险。
然而，钱并不是唯一的理由。如果纯粹为了钱，那应该只有盗窃或诈骗等经济犯罪。但数据显示，非经济类犯罪，包括暴力犯罪，相对增加了38%，远高于经济犯罪的14%。
这指向了一个更黑暗的心理机制：生存概率。法律制度依靠未来的惩罚来威慑犯罪，但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未来，这种威胁就失去了牙齿。研究发现，癌症患者预期的惩罚成本会随着生存概率的下降而降低。简单来说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活不到5年后的入狱那天，那么今天犯罪的风险在数学上就接近于零。
研究还发现，男性在确诊后更容易走向犯罪，这与男性更容易对失业或离婚等生活压力产生极端反应的趋势相符。有趣的是，虽然低收入人群的犯罪绝对数量增加较多，但高收入家庭的相对增长率反而更高。这可能是因为丹麦的社会福利有上限，高收入者生病后，生活水平的跌落感比低收入者更剧烈。
最让人意外的发现是，确诊后寻求心理咨询的患者，其犯罪概率竟然是普通人的2.5倍。研究人员解释说，这并不是说咨询诱发了犯罪，而是寻求心理帮助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“痛苦信号”。那些主动找医生的患者往往是遭受了最深刻心理打击的人，他们更有可能因为绝望而向社会发起回击。
好在，福利制度可以成为有效的防火墙。研究对比了丹麦2007年的市政改革发现，在那些削减了社会支持的地区，重病对犯罪率的诱发效应显著更高。这意味着，社会福利计划不仅是对病人的慈善，更是公共安全的保障。严重疾病具有“犯罪外部性”，原本是一个家庭的私事，却可能通过增加社区的盗窃、暴力和混乱影响到每一个人。
这项发表在《美国经济期刊：应用经济学》上的研究提醒社会，如果我们不能为遭遇生物学悲剧的人提供足够支持，社会最终将以犯罪率上升的形式付出更高的代价。那些绝望、垂死之人走上邪路的故事，并不只是电视剧里的虚构，而是现实中真实流动的悲凉账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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